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进行了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和尊严。回望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获取前行的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毛主席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多次往来电报分析形势，根据朝鲜战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

图为彭德怀（左一）在朝鲜前线主持作战会议。（资料照片)

坚守底线 敢于斗争

1950年6月25日早晨，位于朝鲜半岛南北中央的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发生质变，朝鲜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

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不得干预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之事件”的规定，立即派出武装部队，干涉朝鲜内战。在新中国未恢复合法席位、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非法决议。同时派出海军部队侵入台湾海峡。此时，新中国成立还未满一年。

1950年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快速推进，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党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科学分析参战的利弊，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命令， “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强调：“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中国人民在美国处于顶峰之际，敢于迎接它的挑战，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在当时恐美症流行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灵活机动 迎击软肋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跨过鸭绿江，向朝鲜境内开进，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面对敌我装备的极度悬殊和美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形势，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志愿军出动前的10月13、14日研究确定，志愿军入朝后，先打防御战再打反攻战。可当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入朝后，朝鲜战场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

战争指导因势而变。毛泽东和彭德怀多次往来电报分析形势，决定改变原定战役计划以运动战方式歼灭敌人，“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同时，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判断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的出动没有任何察觉，麦克阿瑟根本没把中国放在眼里，不相信中国真的敢于抵抗。他部署了“圣诞节前凯旋攻势”，断言“在圣诞节前让部队班师回家”。毛泽东当时说，麦克阿瑟越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

随后，志愿军迅速把握战场特点，及时抓住敌人判断失误和不适应我军之夜战、近战及包围迂回作战等弱点，发挥我军长处，迅速在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连续行军、作战13个昼夜，把疯狂进攻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歼敌1.5万余人。志愿军粉碎了麦克阿瑟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初战胜利。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我军制胜的法宝，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劣势装备战胜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有力武器。历史证明，与强敌较量，必须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因势而变，借力打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之长处，以快速聚集的局部优势打击和消耗敌人，直至取得胜利。

主动布局 扭转战势

志愿军入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并未使整个战场形势发生大的变化，志愿军在朝鲜仍未站稳脚跟。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还未被重创到被动防御的地步，随时都会对志愿军实施大规模进攻。

1950年11月4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后方和前方，同时意识到美方可能实施的强大反攻，并互致电报商议应对策略。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领导研究的作战方案显示，志愿军准备主动布设战场，将主力撤至第一次战役后比较熟悉的地区休整和构筑反击阵地，诱敌深入，伏击围歼。这一战略考虑，是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前确定在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建立防线思想的发展，目的是根本扭转朝鲜战局，掌握战略主动。

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边打边谈，以打促谈，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对自己只会带来更多损失。他们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历史证明，与强敌较量，不能有丝毫侥幸，必须丢掉幻想，以给敌人难以承受的损失逼其走向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