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生育率逐渐降低的同时，延迟退休的脚步也渐行渐近。现在各省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何种情况呢？

通常，人口按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分为三个年龄段进行统计分析，其中15~64岁年龄段为劳动年龄人口。这一年龄段人口占比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流向。

数据显示，当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北京，天津、内蒙古位居二、三位；老龄化较深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不低，相反，中西部一些人口大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普遍较低。

人口流入改善沿海省份年龄结构

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前十名分别是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广东、吉林、辽宁、上海、山西和陕西。

其中，北京以78.12%位居第一，天津以77.64%位居第二，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大直辖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青壮年人口流入。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

与京津类似情况的还有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2019年末，浙江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30.7万人，占比为14.2%。这意味着浙江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4%)，2019年全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增至7个，苏浙沪集体迈入深度老龄化。

尽管如此，长三角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并不低，其中上海达到73.7%，位居第8；浙江达到72.91%，位居第13；江苏也达到了71.13%，位居第1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深度老龄化的情况下，长三角还能保持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大量的劳动年轻人口流入。

《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报告显示，2011~2014年，由于大规模推动机器换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净流出态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从2015年起，常住人口重新开始净流入，且净流入规模不断扩大。

该分析报告指出，人口净流入的不断增加，说明浙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等。全社会年龄结构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橄榄状特征，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分析，现在大城市对人口的落户门槛越来越低，有利于吸引年轻人，改善这些城市的年龄结构。另外，看一个区域的年龄结构，要将三个年龄段联动来看。比如一些地方的少儿占比较高，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有可能较低。广东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75.46%，居第六，虽然也有大量的外来劳动人口流入广东，但其出生率较高，少儿占比较高，当前广东是我国年龄结构最年轻的省份之一。

东北劳动力占比并不低

近年来养老金支出压力较大的东北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其实并不低。

数据显示，2019年，黑龙江15~64岁人口占比为76.25%，位居全国第4；吉林这一比例为74.94%，位居第6；辽宁这一比例为73.88%，位居第7。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分析，东北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尤其是很多老年人过着“候鸟式”养老的生活，一到冬天，他们就会去海南等南方地区。因此，虽然从户籍人口统计上看东北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但从在住人口来看，其实没有那么多。但他们领了养老金却不在东北消费，所以整体来说东北的养老金负担还是很重的。

此外，少儿占比较低，是东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另一大原因。数据显示，黑龙江0~14岁年龄段的占比为9.97%，在31个省份中位列倒数第一；辽宁这一占比为10.2%，位列倒数第三；吉林这一占比为11.76%，位列倒数第六。

数据显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位居全国后三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为负数，也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自然增长率为负的省份。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

衣保中分析，出生率低有历史原因，东北的一大特点是国企占比较高，很多就业人员都在国企、行政事业单位，计划生育执行得比较严格，独生子女占的比例相当高。

因此尽管东北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但实际上近几年人口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19年三省人口共减少了42.73万人。

中西部大省劳动力外流多

从31个省份的数据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低的10个省份分别是贵州、山东、湖南、河南、安徽、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和广西。除了山东，主要都是中西部地区省份，其中不乏人口大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省份，比如湖南、河南、安徽、四川等。

林斐说，中西部这些人口大省，流出的都是青年劳动力，导致了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

通过梳理20个省份2018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据后发现，长江中游、西南、河南等地人口密集，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广东、浙江、上海、京津则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

其中，河南人口净流出达到1301万人，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人口净流出超过千万大关的省份。人口净流出第二位的省份是贵州，达到928.23万人；四川、安徽和广西的人口净流出都超过700万人；湖南、重庆、湖北和湖南的人口净流出在200万~500万人之间。

一方面，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外流到沿海发达地区；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出生率也不低，0~14岁人口的占比较高，因此整体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比较低。

尽管人口外流较多，但近年来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尤其是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崛起，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目前外流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回流到中西部的越来越多。以安徽为例，安徽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安徽省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现象，此后连年回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说，类似武汉、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当前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差距比较小，整体发展层次比较高，就业机会也多，对人才比较有吸引力，甚至吸引了不少在北上广深工作的人回流。

关于“延迟退休”，有一种观点

“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目标，旋即引发社会热议。

评论员杨舸指出，与其他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明显偏低。美国、德国、英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或之前就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定为65周岁。我国“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背后，同样存在着深刻的人口因素原因。

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快速上涨，使得养老金支出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国居民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如果退休年龄不随之推迟，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降低了劳动力总量的有效供给时长。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仍有争议，但我们需从长远的角度视之。

首先，延迟退休是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最优选择。达到国民福利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两难的问题。我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我国从2016年起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下调。降低企业缴费率会使得养老金统筹账户的收入大幅减少，人口老龄化又增加了支出，要达到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就必须调整养老金的支付，延迟退休年龄是权衡之下较为合理的选择。

其次，为新增劳动力腾退就业岗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对我国未来劳动力的供需测算可知，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是就业难问题的根源。产业结构深度转型，使得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对中低端劳动力产生较大冲击。唯有提高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能力，让大学教育跟上知识创新的步伐，才能建立推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格局，也只有保持经济活力，才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利有弊，关键在于设计更合理的延退方案。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有利于及时评估次生风险，并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也有利于提高民意接纳程度，分摊改革成本，降低退休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